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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查先生

来源:VAgEc 编辑:VAgEc 时间:2021-09-12

2018年10月30日傍晚,港媒消息传来,一代传媒巨人、武侠小说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金庸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94岁。

据今天傍晚香港苹果日报的网站

金庸原名查良镛,生于1924年3月10日,浙江海宁人。1948年,金庸放弃当外交官的梦想南下香港加入《大公报》,开始了他传媒人的生涯。其间曾替长城等电影公司撰写剧本。

1955年,他首以「金庸」之名在《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从此,他开启了影响整个华人世界的金庸武侠小说时代。1980年代初,他的小说开始通过盗版的形式在内地私下广泛流传,影响了几乎所有文革后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无数次改编成为各种影视、话剧、动漫,有井水处有金庸小说。

而作为传媒家的查良镛,他早于1959年创办《明报》,最终让其成为影响中港台政局乃至全球的华文报纸,成为文人办报成功的典范。

多年来,多次传出过金庸逝世的消息,最终在这个秋天,他离开这个世界。非常伤心。谢谢你,金庸先生。

1955年2月,《新晚报》「天方夜谭」连载的武侠小说《草莽龙蛇传》告一段落,时《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便向原作者陈文统——笔名梁羽生——继续约稿。

不料却落了空。

原本陈文统就没把武侠当正业,又为了一年内完结两部日更的长篇小说疲惫不堪,加之手边上有在《周末报》周更连载的《塞外奇侠传》,便回绝了罗孚的要求。

眼看刚热火一年的专栏就要空档,罗孚着急起来。

陈文统对他说,怎么不去问问小查呢?

这小查不是别人,正是《新晚报》副刊「下午茶座」的编辑,查良镛。

查良镛是陈文统的同事兼好友,两人年龄相仿经历相近,难得又爱好相投——棋迷,又是武侠迷。

这个提议可算一根救命的稻草,罗孚又去找查良镛。

查良镛答应得并不畅快,可又架不住三劝两说,便答应了,随后匆匆报上了一个题目——

《书剑恩仇录》。

2月8日,踩着截稿日写出来的《书剑恩仇录》第一回终于登上「天方夜谭」,署名是金庸。比起查良镛此前诸如「林欢」、「姚馥兰」、「姚嘉衣」等等柔肠百转起源浪漫的笔名,这一个实在是简单到有些草率了:

「镛」字一拆便是了。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第一天至今仍保存下来,时维1955年2月8日,那大概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吧?谁都没意识到,这是一个传奇的开始

多年以后,他对冷夏说:「那时候《新晚报》需要武侠小说,我就写武侠小说,如果他们需要爱情小说,可能我就写爱情小说。」

金庸成一代爱情小说宗师?惹得听众骇笑之余,仔细想想,也不甚荒谬。毕竟,金庸的小说里不是没有爱情,就像琼瑶的小说里也有江湖。

四十年代末期,梁羽生(左三)及罗孚(左四)与一众《大公报》同事留影 

《书剑》结束后,由化名百剑堂主的陈凡补位,写了《风虎云龙传》。可惜,这次没掀起什么波澜,也就成了陈凡的武侠绝响。

不过,查良镛、陈文统与陈凡三人倒由此结成了「三剑客」,共写专栏《三剑楼随笔》,你唱我和好不快活,当真一段佳话。

《三剑楼随笔》尽情展示了金庸和他的新武侠盟友们饱读诗书富有才情的一面,欲证明,武侠小说不再是没文化的人写的

不久,查良镛离开《大公报》,自办《明报》。不到十年,他同陈凡因政治立场反目成仇,昔日供职的《大公报》刊文辱他为「豺狼镛」。

1972年,金庸完成了《鹿鼎记》,这将是他人生中最后一部武侠小说。梁羽生则于1983年宣布封笔。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同年9月,百剑堂主陈凡病逝于香港。

梁羽生一直留着金庸送他的旧棋子,一路带到了悉尼。2009年初,梁羽生在电话里听说金庸要到澳洲来,十分开心,又约他饭后下棋。

70、80年代,梁羽生与金庸经常对弈,这是文人的智力游戏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病逝。

2018年10月30日,金庸终于起身,去奔赴那个推迟已久的遥远棋约了。

1

俗话说,赶早不如赶巧。

查良镛就是这样一位「巧」人儿。

如果不是因为一时意气贪图口舌之快被当时的浙江联高退学,他也不会上衢州中学,当然也写不出那篇《一事能狂便少年》,更不可能被时《东南日报》编辑陈向平所欣赏,甚至引为小友。

如果不是同陈向平的这段前缘,1946年,作为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一年级退学生的查良镛大约是没法进入《东南日报》工作的。

如果不是在《东南日报》练就的笔头快、翻得准的好本事,查良镛恐怕后来也难以在百余人中脱颖而出,应聘入总部设于上海的国内舆论重镇《大公报》。

查良镛一向心仪当时的时评杂志《时与潮》,之前还曾在里面兼差编辑翻译了许多社论和时评,彼时《大公报》「文人论政」风气尤盛,要「文章报国」,又有前辈高人如杨历樵许君远者从旁指点,他可算如鱼得水。

进入报社的当年底,受内战影响,社长胡政之欲开辟香港分社,当时的电讯翻译却因故不能去了,查良镛问过父亲和女友后,决定到香港去,不过只待一阵子。

「你去半年再说!」总编辑王芸生当时这样说。

话虽如此,但真正住下来,查良镛却不想走了。当时的香港虽比不上上海繁华,却自有一份繁荣和稳定。

年轻时的查良镛

正在这时,却又有了一个「巧」合。

1949年,新中国成立,查良镛在《大公报》发表的长文引起了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的注意。梅出任新中国政务院外交部顾问后,想邀请具有外交和国际法背景的查来担任自己的外交助理。

查良镛曾怀着外交梦考入当时中央政治学院,一年功夫便黯然离场。

这一次,他的心又跃跃欲试,便辞去了《大公报》的职位,毅然北上,第一次来到北京——

事实却是残酷的,这并非转机,只是一场徒然的波折。

因为成分不好,他被告知无缘进入外交部,只能进中国外交学会挂个闲差。

于是,查良镛决定回到香港,回到《大公报》。

这颗来自海宁查氏带有文人与士绅基因的种子,终于还是在香港这片商业沃土生了根。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华社香港分社需要一张能发表外国通讯社稿件的「灰色」报纸,《大公报》因此创办了《新晚报》。

1952年,查良镛调入了《新晚报》。

50年代的《新晚报》

在《新晚报》,他负责做消遣性质的副刊,每日怡怡然写影评剧评,倒也自在快活。正如日后他笔下那些出世前在乡野修炼的大侠,他在此处悟出了副刊的真谛,又总结秘传心法,有「短趣近快图」五字真言,和「二十四字诀」,后成为自己报纸副刊的关窍所在。

1954年,太极派和白鹤派在澳门摆擂台,一时街谈巷议——这一次内地来的太极派吴公仪两回合内一拳把白鹤派高手陈克夫鼻子打出了血,获胜了。

吴公仪和陈克夫这场比赛最终和气收场,但意外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

新华社香港分社却由此看到一个契机:或可借武侠小说来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顺势带动左派报纸在港的销量。这个任务自然由「灰色」报纸《新晚报》率先承担了。

梁羽生、金庸,由此诞生。

时也,命也。

2

查良镛创办《明报》后,头几年几乎是靠着武侠小说打下的知名度在支持销量。

《明报》创立之初,在九龙尖沙咀弥敦道文逊大厦那间办公室只能放得下四张书桌。「明」取「明辨是非」之意。1959年5月20日当日的发刊词是「公正、善良、活泼、美丽」。

1959年5月20日,珍贵的《明报》创刊号。当时定位还是小报

最初,《明报》一穷二白,政治上又力求中立,不能收任何人的钱,虽不愿走低俗风格,也不得不起「穿睡衣裸下体,少妇神奇毙命」、「赤裸男女艳窟**,惨遭炸药定时爆杀,两人下体同被炸碎」这种耸人听闻不忍卒睹的标题。

最惨的时候,查良镛要和太太同分一杯咖啡。

正是在这最艰难的几年,《雪山飞狐》《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白马啸西风》《鸳鸯刀》登场。最多时,他同时连载四篇。

连载《神雕侠侣》的《明报》,说白了,这部小说算是「创业作」,是为了促进报纸销量。多年以后金庸在修订这部小说时,表示当初的甜酸苦辣点点滴滴,仍历历在目

《神雕侠侣》在1960年便被改编成电影,金庸探班,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照。左起谢贤、金庸、南红、梁素琴

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政治波谲云诡,港岛亦被龙卷风的尾稍扫到。1962年5月,大饥荒造成的「逃亡潮」爆发。

香港梧桐山一时哀鸿遍野,而港英政府应对无力,更加重了苦难和混乱。查良镛权衡再三,冒着得罪《大公报》旧友们的风险,刊出边境采访记和社评。不仅如此,他亦全力以赴发动对逃难同胞的人道主义救援。

「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5月14日社评《火速!救命!》

《明报》明确支持和同情内地灾民

应是这其中的真诚与真情感动了香港市民,这股政治飓风,却意外地使《明报》得以突破瓶颈,登上一级销量的青云。

《明报》借此契机,完成了向新闻、评论型大报的转型。

副刊《自由谈》设立,查良镛开启了自己的社评时代。

「文人论政」,这个在《大公报》受政治限制不得实现的梦想,在创业初期受到经济限制无法实现的理想——现在,没有阻碍了。

「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而是根据事实做正确报道,根据理性做公证判断和评论。」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事实上,查良镛确实既不留情地抨击当时内地的错误路线,也批判常凯申在台湾大搞终身制。

1967年,他写下了《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连载时的手稿,这是金庸小说迄今唯一留存下来的初版手稿

然而,不得忽视的是,虽然港英政府有过限制报人的行为,当时的香港相较同期的内地和台湾——甚至欧美——而言,还是享有太充分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可称之为一个真正的自由港。

十余年后,查良镛访台时,对他的台湾同行余纪忠说,自己所处的划境比余好得多,办报比较容易,如果再向压力低头,简直不配办报了。

香港如此自由,容许「左、中、右」任何立场的存在,代价便是,稍有矛盾便可能遭大做文章。

而且这是一九六零年代,包括人口问题在内的矛盾在港岛凸显,日益尖锐。纵观全球,革命的浪漫与残酷正像一个席卷全球的美好噩梦,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在这血色背景之下,香港刮起了「五月风暴」。

这次,查良镛站保守立场与《大公报》展开激烈笔战,以至于收到威胁炸弹不得不暂避新加坡。

这些激烈的讨论和牺牲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

公共议题的空间被大大拓宽了,市民,尤其是学生,积极参与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中,港英政府于六零年代末开启了包括立法保障劳工、分十区设立民政署、成立廉政公署、实施九年免费教育等民生改革。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麦里浩时代受人怀念至今。

从新加坡返岗后,查良镛继续在他的《明报》文人论政,1971年,他又坚决站稳「保钓」立场。这再自然不过了:国家大义和民族兴亡似一条金线,始终贯穿了他的武侠小说,和他的一生。

1966年后,《明报月刊》《明报晚报》《明报周报》相继登场。根据1969年的一份统计,全港读中文报纸的居民有11.2%阅读《明报》。

3

「如果传媒只为赚钱,倒不如开个舞厅、妓院赚得更多。那时人家买《明报》,便是因为他不咸湿,不下流,不侵犯隐私。」

雷伟坡主编的《明报周刊》登了「何秀汶情书」——何曾是陈百祥女友——编辑遭到查良镛的当面训斥。

《明报周刊》仍存在至今,这是早期的封面,岳华与亦舒

不过对于明报集团在新加坡的《华人夜刊》,查良镛却显得宽容很多。号称「报坛鬼才」的王世瑜采取大众化路线,以****取悦读者。但立竿见影,刚创刊就发行3万多份。这次倒是査太朱玫看不下去了,最终王世瑜负气出走。

——所谓在商言商嘛。

查良镛少小时见父亲经营生意,便觉得父亲不太精明,不是这块料。

査的朋友倪匡调侃,金庸办报也能致富,是发现了自古以来文人除了做官还能发财的第二条路。

查良镛说,他最敬佩的古人还是范蠡。

论经济头脑而言,他确实不在范蠡之下。趁着六十年代房地产低迷,查良镛置下不少地产,而在社论中,他持续看好香港经济,即使当时的数据不怎么好看——事实证明了他的敏锐。

而在精打细算方面——

「我办报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

这种犹太式精神也颇得人敬佩。

他对《明报》员工也一直采取「微薪制」,因为「明报有四百员工,每人加一百,一年就是几十万」。我倒想起一个新闻来,有一年,一个杭高学生患了白血病要骨髓移植,有人向金庸募捐,他便捐了一套签名的武侠小说全集。

不论如何,他确实以这套办法把他的报业帝国铸成了。

这确实是个帝国——「明报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接着,他话锋一转,「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

员工们开玩笑,私下给他一个「主上」的绰号。

金庸与亦舒、倪匡,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也是深交的好友

像每一个「明君」一样,他很知人善任,信奉应把每个人放在「适合他的位置」,譬如胡菊人,董桥都是他挖掘过来的,后来自立门户开办《信报》的林山木是由他从资料员看中一手提拔的,至于一直念念不忘的王世瑜,同朱玫一离婚,他便把他请了回来。

帝王又对自己的帝国永不会真正满意。

他渴望改革,将现在的家长制改掉,改得更现代化和制度化。

为此,查良镛引进了「香江第一才女」吴霭仪,欲借她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87年,吴出任《明报》督办人,改革触及潘粤生等元老时便卡壳了,以失败告终。又有人说,査氏对吴心存不满,认为她「野心很大,想独揽《明报》」。

真正敢对抗他的,譬如「哈公」许国,死时连葬礼都没几个人到场。

1994年1月1日,查良镛辞去明报集团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之职衔。他很看好新老板于品海,相信他能保障《明报》「至少有三十年兴旺发展」。

1995年,于品海将《明报》转手给马来西亚商人张晓卿。

4

香香公主用鲜血写下遗书:「不要相信皇帝。」

这是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

1972年,金庸完成了他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

冥冥之中仿佛自有天意,命运借着查良镛自己的手,写出这番寓言,对他的后半生,打了一个哑谜。

《鹿鼎记》中的康熙皇帝「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外国的学问」。

这是大清朝最圣明的那位君主,也是一手打造了明报集团的那位「主上」。

但是从明报集团走出来,韦小宝左右逢源的灵活面孔便浮现了出来。

青年时代,查良镛的外交梦碎过两次,他便从容放弃了。谁知道,年过花甲,竟然以另一种不同寻常的形式实现了。

1973年,查良镛以普通记者身份访台。他同「小蒋」谈得很好,同「副总统」严加淦也谈得很好。他又对台湾逐渐开明的政治风气,以及务实的精神感动,又听闻「小蒋」先生把金庸全集作为床头读物,顿时喜悦非常。

回到香港,他在《在台所见·所闻·所思》里写,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直到79年,他的书才在台湾解禁。

1981年2月19日,中英就香港回归进行试探性接触。查良镛写下社评《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建议中英两国磋商研究后订立一个有关香港的条约或协议,内容主要为三点:

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二、香港现状不变;

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十五年之前通知英国。

半年后,他在北京见到了邓小平。

查良镛素来以邓小平为「大英雄、真豪杰」,打倒四人帮后,他数次写社评赞扬他的务实。邓公未必不引他做个知己朋友,甚至亲自为他点了香烟。邓小平亦坦承自己是金庸书迷。

1982年,撒切尔夫人赴京前途径香港,亦单独同查良镛会面,征求他的意见。

1985年,查良镛加入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在1988年最后一天,他在家宴请倪匡夫妻并林燕妮等人,他操着那口被沈西城戏称为英文的广东话,有些激动地说:「我在香港发达,我想为香港人做点事。」

九天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表决,通过了「主流方案」,修改方案则是査济民提出来的——他是查良镛的叔祖——故称「双査方案」。

次年,一场大雪封锁了海参崴。

查良镛在社评中说:「……事实是这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

四年后,1993年,江泽民同查良镛见面,茶几上摆着一本《明报月刊》,里面的社评里写: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属于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满意现状,不想有太大、太多、太快的剧变。我不会再有二十五年寿命,但「五十年不变」的念头毕竟想来挺美。

二十五年是很长了,足够新的一代长大成人。

但我们总有无法预料、无能为力、无法把握的事,它有名字,叫做命运。

不仅有二十五年,查良镛甚至又生活了比二十五年更长。于是,他要看,他不得不看,他必须看,看进那些凝望着他的、下一代的眼睛。

晚年的金庸几乎足不出户,偶尔和朋友饭局,这是陶杰拍下的92年的金庸

5

有人说,查良镛是香港的马基雅维利。

此话不尽然。

同为伊卡洛斯,为太阳的光芒折服,查良镛飞得远比马基雅维利更合适,更优雅,所以,他飞得更远,驰骋在天空,人们要看他,总须得仰起脖子。

1989年,查良镛退出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1993年,他卖掉了《明报》。

然而,这并非武侠小说中结局里功成身退的退「隐」。查良镛退入了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身份里——武侠小说家金庸。

于是乎,不再做新闻的查良镛成为了新闻本身。

他的书又要被翻拍了,北大授予他荣誉教授职衔了,浙大请他做人物学院院长了,把尹志平的名字改成甄志炳了,为《此间的少年》起诉江南索赔五百万了……委实热闹。

查良镛似乎失去了过去的「巧」劲儿,他变得执拗,为了别人不肯承认他是「历史学家」,便拼着高龄上剑桥念了个历史学博士回来。

他却再也没写过一个侠了。

胡适太太喜欢金庸,胡适便恰巧知道了他,又当众痛批「武侠小说最下流」,查良镛便在社评里怒骂「胡适之最下流」。那是1959年的事。约莫五十年后,王朔又痛批金庸「四大俗」,他便风度翩翩棉里针,刺挠王「看盗版」。

不过,早在胡适之前,他就已坦言过:

「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即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不过我写的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

他看得太透,看透得太早。

古龙就天真得很,他说,他要使武侠小说成为一种文学的形式,将那些五花八门的写法统统引进来。

天不假年。

2003年,金庸在《新闻夜话》的采访里说,他的墓碑里上将会写着: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现在,他躺在那里了。

我为他哀伤,我不知道他的墓志上会写什么。

《红楼梦》开篇便有好了歌。是啊,摆脱了沉重的肉身,人还能留下来些什么呢?

留下那个故事来!隔着百年,好像传来曹雪芹的喊声。

责任编辑:VAg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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